本报讯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于3月5日和3月3日在北京开幕，我校校长叶飞帆、副校长杜时贵分别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建言献策。
叶飞帆代表：高等教育也需“供给侧改革”
　　“企业要调结构、要转型。高校也一样需要。”叶飞帆代表在两会上提出，要大力推动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学校的转变，并表示其实质也是“供给侧改革”。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增加，高等教育供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也日益突出。本科高校加强应用型建设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就提出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同样的话语再一次出现，充分表明了中央政府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这项工作的重视。在提交今年人代会审议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出了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要求。
　　高等教育在规模扩张的同时，高等教育系统及其支撑这个系统运行的社会都必须做出适切的转变。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产生的问题，基本上都与转变得不及时、不到位有关。因此，一大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是我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重要内涵，是地方本科高校提高质量、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路径，是真正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应有之义。
　　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首先是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转变。高校必须加快结构调整，实施供给侧改革。应该根据社会的人才需求的品种规格来设置、调整自己的本科专业，根据专业运行需要整合校内的学术资源，真正把社会需求作为校内学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
　　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或加强应用型建设，要同时在两个维度上做文章。一手要抓好调整结构，进一步紧贴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培养适用对路的应用型人才；一手要抓好提高水平，继续加强学科建设，提升教师的学术水平，提高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质量。
　　抓调整结构，关键是要从人才培养的供给侧着手，改革内部治理结构，重构本科专业的形成和运行模式，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高校要理顺学科与专业化之间的关系，让专业回归到课程的组合，用学科资源支撑专业的运行，建立“学科为体，专业为用”的基层学术组织架构。本科专业去实体化，切割特定的教师群体与特定专业之间的利益关联，减少改革阻力，进而形成学科与专业之间“多对多”的网络结构，从而使得新专业的建立更便捷，老专业的调整也更顺畅。
　　高校内部改革的同时，还需要外部市场形成倒逼机制。浙江省进行的高等教育招生录取改革将对高校根据社会需求设置专业产生重大促进。从2017年开始，考生填报志愿将按照“专业-学校”的模式。这样的做法既保障了学生对于专业的优先选择权，又使一些专业由于无人填报而办不下去。
　　抓提高水平，同样也是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需要。在当前的实践中尤其要注意避免另一个认识误区，不能把应用型与低水平划等号，更不能把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理解成本科降格为专科教育。现代许多著名大学，例如美国的麻省理工、加州理工、斯坦福大学，英国的华瑞大学等，无一不是在技术应用上成就卓著。因此，本科高校在应用型建设中必须以学科建设水平的提升作为前提，为服务地方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提供高水平的应用型研究成果，培养高水平的应用型人才。
杜时贵委员：关注国民的科学素养
　　杜时贵委员认为，今年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作得非常好，现场反响很热烈。总理在作报告的时候，代表和委员自动鼓掌，鼓掌特别热烈，有45次之多。有好几次都是总理没想到会有掌声，但是代表和委员反响很热烈，总理只好停下来等掌声过去。这些都是发自内心的掌声。
　　杜时贵委员表示，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比较关心的是国家民众的科学素养问题。现在我国经济发展很快，稳居世界第二位，但民众的科学素养和发达国家差距非常大。根据调研，2015年我国的民众科学素养仅有6.2%，而10年以前，瑞典就达到了35%，美国是28%，欧盟一些国家达到15%。
　　从历史上来看，尽管我国有四大发明，但是技能没能及时转化成科学，所以造成了科学技术并不领先，甚至有些差距。就拿诺贝尔奖来说，我国也是先获文学奖，再获自然科学奖。
　　杜时贵委员认为，我们固有的习惯思维是注重眼前，不考虑长远。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几十年以后才能得到证明，如果要应用，时间就更长。我们就不关注这么长远的东西，科学素养也被忽视。像科普工作，我们政府没有这个职能，任务落到科协身上，执行起来力度就不够。民众积极性也不是很高。
　　像美国有2061计划，科普教育的东西在中小学课文里就有。其实科普最好的途径就是从学校里课本上入手。（闻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