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里，小琴阿婆就是个坏掉了下半身，嗓门特别大的女人。
她和我住在同一条巷子里，她家在巷子口，连通着大路的那个拐角处。只要有谁路过这个T字路口，就会被她叫住。来人总要在她床边的小板凳上坐上一把瓜子或者两三杯茶的时间，至少也要倚在门框上和她交代一下自己的行程再走。
在我的印象里，那扇门一直都是大大地敞开着的。从不远处路过，就能听见麻利的“哒哒哒”的声音。她靠夹鞋口为生，每天天不亮的时候，就有货车停在她家，一个矮墩墩的外地人给她扛来一麻袋的鞋扣。傍晚的时候再把她这一天夹好的鞋扣搬走。我听母亲说，是个好心的朋友觉得她可怜，给了她这条谋生的路，此后，就一直这样，不曾间断。
她的皮肤很白，脸上的皱纹也很少，她跟我说，这是因为她不化妆的缘故。她劝我年青的时候不要“俏皮”——这是一句方言，在温州话里，是用来形容女孩子不端庄用的——她说，婚姻一定要拎得清才可以，女人最大的不幸就是失败的婚姻。
她对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就云里雾里地应下来，对于刚长成个小姑娘的我来说，婚姻太遥远，也太羞涩的。
今年再回奶奶家的时候，那片地方已经被政府划为拆迁房了。我去的时候，除了小琴阿婆和我家隔壁工厂主的那个小窝棚里还住着人以外，全是坍圮的废墟了。我和母亲踩在七零八落的砖头上，路上都是灰，要么就是流浪狗的排泄物和被乱丢的垃圾。小琴阿婆的门前，也是如此。
在我们看到她之前，她就已经眼巴巴地看着门外了，她一见到我们就大喊着我母亲的名字，招呼我们进到屋子里来。她们聊了很多，其中我隐约听到小琴阿婆像是在哭诉，又像是在喃喃自语，“不住在这儿了，我该怎么办呢”。
关于小琴阿婆下半身坏掉前的故事，也是那次碰面之后才知道的。原来，小琴阿婆是出了车祸下半身才没的知觉。在她出事之后不久，丈夫便有了新欢，外面的女人大着肚子要给孩子上户口。出院后的小琴阿婆就在小巷口的床上了，不同的是，在她的头顶上，那个曾经睡在她身边的男人，磨着菜刀发狠地咒骂着她。
小琴阿婆说，那段日子很苦，但是为了孩子，她一定要坚强。那时候她的孩子才十一二岁，手无缚鸡之力的小男孩没有力量保护母亲，只得跟着母亲，还有母亲的那张大床，东挪西放。这张床曾经被挪到大姐家，也被挪到过二姐家，后来又搬到教堂里，她说，“遭人嫌的感觉，我是最知道的，当时苦啊，就想要个地方能让我们母子俩好好睡个觉。”好在后来，这个苦女人的坚持，用一张户口本换来了一幢矮楼的所有证。这样，母子俩，才算是在巷子口落了根。
小琴阿婆就像一朵不结果的花，这不是我对她人生的总结，不过是从她自己的话里挑出来的，“那时真的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的，甚至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一想到身边这个孩子，眼泪就停不下来……为了他再苦也要扛下来……”
我想，最坚强的人，或许不是那些能够一眼看穿自己未来，怀有美好憧憬的人，而恰恰是被生活逼得只剩灰黑，没有光亮，却还要坚持活下去的人。就像是明知道不能结果的花，也要绚烂地挣扎着开出芬芳的模样，至少是倔强地开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