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筠像
邵晋涵像


　　清代乾隆朝纂修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尽管其寓禁于修，负面作用不可低估，但它清查整理保存古代典籍，总结几千年来中华文化成果的历史功绩，以及对于后世文化延续与发展的多方面影响，仍然是主要的和不可抹杀的。绍兴素为人文渊薮，先贤参与《四库全书》其事可圈可点，为《四库全书》所收入或存目的撰著数量亦十分可观。笔者不揣浅陋，试图揭示一个大体的轮廓。粗疏舛错，挂一漏万，亟盼方家教正。
    一
    在《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二列名于四库馆臣的绍兴先贤中，有两位同为翰林院编修职衔的纂修官，一是萧山朱筠，一是余姚邵晋涵。但两人对于《四库全书》的作用有很大不同，朱筠的功绩主要在于推动乾隆帝作出开馆修书的决定，他所奖掖交往的人才也多为四库馆所用。邵晋涵的功绩，则主要在编校史部典籍。
　　朱筠（1729-1781），字竹君，一字美叔，号笥河。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改庶吉士，散馆任翰林院编修，并充武英殿、平定准噶尔方略馆纂修官。三十三年擢翰林院侍读学士，三十八年督学安徽时却因小过仍回任翰林院编修，充日下旧闻考总纂官，在四库全书处行走。四十五年从福建学政任返京复充四库全书纂修官。四十六年病卒，未及见《四库》成书，享年五十三。一生以翰林官历充乡试同考、主考官各一次，会试同考官三次，督学直省两次；内充四库馆、史馆纂修，并历日讲起居注官、协办内阁学士批本事等职差。
　　朱筠于乾隆三十六年冬任安徽学政，三十七年奉诏命督抚学政购访遗书，乃在复奏时上《奏陈购访遗书及校核永乐大典意见折》，提出“旧本钞本尤当急搜”“金石之刻图谱之学在所必录”“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著录校雠当并重”四项建议。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第三项，特别提出“臣在翰林，常翻阅前明《永乐大典》，其书编次少伦，或分割诸书以从其类，然古书之全而世不恒觏者，辄具在焉。臣请敕择取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折上，经军机大臣议复，清帝于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二月十一日两次专就朱筠条奏校核《永乐大典》一折下旨，派军机大臣及王际华、裘曰修为总裁，检选翰林等官详定条规，酌量办理。二月二十一日军机大臣刘统勋等奏《议定校核永乐大典条例并请拨房添员等事折》，又得旨“是。依议。将来办理成编时，着名《四库全书》。”至此，由于朱筠的建议，事情从清帝下诏购访遗书充实内府，发展到最后决定开馆修书并定名为《四库全书》，启动了中国文化史上的这一盛举。后《四库全书》所收录、存目各书均撰有提要一篇，实际上也与朱筠的第四点建议相关。朱筠本人除在安徽学政任上悉心购访遗书外，又进献自藏珍本40余种，为《四库全书》用14种。后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逸书共500余部，不能不说也有朱筠之功。
　　朱筠是个学者型官员，文坛领袖式人物，其志趣在学而不在官。他多年来培养奖掖的人才和切磋学问的至友，此时有多名成为纂修《四库全书》的得力干员。姚名达《朱筠年谱》概其大略：“总纂官陆锡熊是他的弟子，总阅官朱 是他的胞弟，提调官刘谨之、刘种之，协勘官程晋芳、任大椿、梁上国都是他的弟子，纂修官戴震、姚鼐、邵晋涵、周永年、翁方纲、曹锡宝等都是他的至友，分校官王念孙、冯敏昌、温汝适等都是他的友生，他自己也亲预其事，直接间接的功勋已是不可数量了。再就他培植后学而论，戴震、王念孙、邵晋涵都曾在他的幕府，因他的揄扬而成名；汪中、黄景仁、章学诚、洪亮吉、李威、吴兰庭、杨师会、武亿等，不但常在幕府，以成学问，且有长寄门下，相依为生，至二三十年之久的。当时学者，间接受其影响而有造就者姑具不论，仅数其门人著述，已极可惊。章学诚之史学，洪亮吉之地理学，任大椿之礼制学，钱坫之文字学，程晋芳、武亿之经学，黄景仁之诗歌，孙星衍之训诂学，江藩之传记学，汪中之诸子学，汪辉祖之姓氏学，皆卓卓有名，传于后世。而其始皆直接朱筠之传授启发，方得有成。”民国时人著书，固然有放言高论的风气，然取其主旨，朱筠与四库馆臣及当时学界的关系昭然可见。
　　目前一些史料称朱筠为大兴人，确切地说朱筠应是大兴籍萧山人。朱氏宗族世居萧山黄阁河，朱筠祖父登俊知四川珙县时留家于京，后卒于中书舍人任。父文炳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始入籍顺天大兴，补府学生，贡国子监，后官陕西 知县。朱筠雍正七年（1729）生于 县署。江浙等省读书人多而科举名额有限，官宦之家或北游者为子弟前程往往寄籍于京师属县，但按清代《科场条例》，寄籍异地有田产庐舍者满20年方能入学参加科举考试，满60年才可视同土著，故今昔萧山地方志均载朱筠兄弟科名并为之立传。而在传主本人，通籍发达后只会强化宗族乡贯意识。朱筠胞弟朱 在乾隆五十四年置萧山祭田百亩，作《圭田记》纪其事，又于嘉庆二年撰《黄阁河朱氏家谱》，均可为证。这是最须首先辨明的。
    二
    再说邵晋涵。邵晋涵（1743-1796），字与桐，一字二云，号南江。乾隆三十年（1765）中浙江乡试第四名，为钱大昕所取。三十六年辛卯恩科会试第一，主考官大学士刘统勋，房师是朱筠。殿试二甲，未成翰林，入朱筠安徽学政幕。三十八年（1773）以刘统勋荐特旨改翰林院庶吉士，充《四库全书》纂修官，次年授翰林院编修职。四十年从 《永乐大典》中辑校《旧五代史》成，原稿注明大典卷数与采补书名、卷数，后为武英殿刊本所删。丁母忧南归，留所辑路振《九国志》稿于孔继涵处。四十三年秋入都补原官，到四十七年（1782）《四库全书》告成，中间只有四十五年充庚子科广西乡试正考官暂时离开过四库馆。后累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日讲起居注官，兼文渊阁值阁事，历充咸安宫总裁，万寿盛典、八旗通志、国史馆、三通馆纂修官，又为国史馆提调，兼掌进拟文字。前後任职史馆十余年，世称数十年来之名卿列传皆出其手。嘉庆元年（1796）去世，享年仅五十四，然平生于学无所不通，是清代学术史上的标志性人物。
　　阮元《南江邵氏遗书序》云：“在四库馆与戴东原诸先生编辑载籍，史学诸书多由先生订其略，其提要亦多出先生之手。”现存邵晋涵遗著《南江文钞》收其《四库全书提要分纂稿目》一卷，光绪年间古越藏书楼主徐树兰又将其刊刻于《绍兴先正遗书》中，计史记、史记集解、史记正义、汉书、后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五代史记、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洪范口义、洪范统一、敷文郑氏书说、两朝纲目备要、通鉴前编、通鉴纲目前编、盘洲集、性情集、临安集、勉斋遗集、赵端肃奏议、易说存悔、续名医类案共37篇提要，二十四史中占了二十二史，其学术功力与实干之绩可见。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与此分纂稿相对照，可知提要定稿所加之损益。益者多费辞于版本源流，损者多删削其议论深析，然大要尚不离分纂稿之本旨。钱大昕谓其时经学推戴震，史学推邵晋涵，良有以也。
　　在四库馆臣中，尚有两名绍兴先贤之职名，一是副总裁会稽人梁国治，一是总阅官朱筠的胞弟朱。状元梁国治充副总裁在乾隆四十二年，朱 充四库总阅官在乾隆四十四年，二人后均官至大学士，但在四库馆之事迹文献不彰，故略而不论。
    三
    综观《四库全书》所收之书，南宋以后以江浙所著为富，而绍兴一府八邑总体可与浙北苏南诸郡相埒。粗略统计，《四库全书》收录绍兴先贤著述61人127种，又存目 157人 233种。分县计，山阴收录18人36种，存目44人63种；会稽收录10人12种，存目35人39种；诸暨收录2人5种，存目5人6种；萧山收录1人29种，存目16人48种；余姚收录17人32种，存目34人51种；上虞收录5人6种，存目10人11种；嵊县收录2人2种，存目3人6种；新昌收录2人2种，存目4人4种；郡州府收录4人 3种，存目 6人 5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元杨维桢山阴人，实为诸暨枫桥人，本文归入诸暨。东汉会稽人袁康、吴平著《越绝书》，其时会稽是郡名，山阴人赵晔著《吴越春秋》，其时山阴县包含后来的山阴、会稽两县地域，故将此3人2书均计入郡州府。分朝代统计，汉收录4人3种；南朝收录1人1种；唐收录3人3种；宋收录21人38种，存目9人11种；元收录6人9种，存目7人8种；明收录20人30种，存目92人134种；清收录6人43种，存目49人80种。
　　所谓粗略统计，是因为《四库全书》所收录或存目的古籍有不少不知撰人，有不少古籍虽署作者之名却又不知是何处人，而哪些所谓“钦定”“御撰”之书更是不具实际编撰者之名，加上不才或许粗疏漏计，故上述统计只是一个大为缩小了的数字。以此大为缩小的数字来计算，《四库全书》收录绍兴先贤著述 127种，约占全书收录 3400余种的 3.7%，存目233种，约占全书存目 6700 余 种 的3.48%，收录与存目书的种数均超过了全书的三十分之一。而乾隆时仅苏浙皖三省就有27个府和8个直隶州，由此可见绍兴先贤著述数量在《四库全书》中所占比例之高。
    四
    《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后，一共缮写七部，存放于南北七阁，杭州文澜阁是其中之一。太平军占领杭州时，文澜阁倒塌于战火中，库书毁损，散落民间。后经钱塘八千卷楼主丁申、丁丙兄弟抢救回购补抄，入民国又经时任省图书馆馆长钱恂主持的“乙卯补抄”，再经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张宗祥主持的“癸亥补抄”，终于使文澜阁《四库全书》得以恢复完整。
　　抢救文澜阁《四库全书》为首功的丁丙兄弟是杭州著名藏书家，说起来其先祖还是从绍兴迁来。丁申、丁丙的师友杨文述《梅溪书屋记》云：“钱塘丁掌六先生先世居山阴之梅山。顺治初由越之福岩迁杭，五传至先生。”丁掌六即丁丙的祖父国典，字掌六。“越之福岩”即绍兴府山阴县柯桥福年村。
　　“癸亥补抄”的发起和主持者是张宗祥，经费全向浙籍人士募集，而负责补抄具体事务的是他的学生绍兴人堵福诜。堵福诜（1884—1961），字申甫，会稽人，家居绍兴和畅堂，光复会员。1901年入学杭州求是书院，与张宗祥有师生之谊。入民国，曾在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任教，1927年、1931-33年做过两任余姚县长。1923年（癸亥年）2月，堵福诜以浙江省教育厅秘书名义领命前往北京督理补钞，当时北京正闹灾，很快招到了多名钞写者，补钞工作历时两年到1924年12月完成后，又重校丁钞之书至1926年。据张宗祥《补钞文澜阁〈四库全书>史实》及附注中堵福诜的补述，文澜阁《四库全书》全帙36217册在太平军占领杭州时散失，丁申、丁丙兄弟抢救购回约四分之一，并由丁丙主持补钞，两者合计得34769册。从民国四年（1915）始，由钱恂主持再次补钞，共补钞与购回216种。第三次“癸亥补钞”，主要以已移京的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本为底本，由堵福诜董理钞校，1923-1924年共补钞2046册，1925-1926年又重校丁钞的2251册，至此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始成全璧。张宗祥在《文澜阁四库阙简纪录》里写道：“抄写之力，堵生申甫最著，不间寒暑，日夕督写生二百余人，乃能成此。”
    五
    涅槃重生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抗日战争中又经历了艰难的西迁，九年后才回归杭州。库书的成功西迁与保存，与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关心支持帮助关系极大。竺可桢（1890-1974），会稽东关人（今属绍兴市上虞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中国物候学的创始人，自1936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前，浙江省图书馆先将文澜阁《四库全书》与善本古籍装成218箱运到富阳乡下存放。后日寇进逼，欲把书再运至建德，但省里经费迟迟不到，竺可桢得知后，与馆长陈训慈一面向教育部极力争取，一面马上利用浙大西迁的校车将书运到建德。后省图书馆又把书运到龙泉乡下，浙大迁到江西后，竺可桢认为文澜阁《四库全书》在龙泉也不安全，致电教育部建议及早迁到内地，并表示浙大愿意派人协助。得教育部同意迁黔的复示后，竺可桢即派一位教师回到浙江，会同省图书馆与有关部门商议，终于将整部文澜阁《四库全书》140箱启运出省，历尽艰险途经五省2500余公里，1938年4月底运抵贵阳，又于翌年2月将库书搬迁到贵阳城北八里的高山上地母洞内。6月陈训慈、竺可桢到地母洞查看，商定屋顶须以瓦代木，箱中书籍须晾晒，看护工作必须有人主持，后又将每年一次的曝晒改为春秋两次。此后，浙大在贵州遵义、湄潭办学，竺可桢始终关心着库书的安全与完好。1944年12月，库书运抵重庆青木关。抗日战争胜利后，文澜阁《四库全书》于1946年7月5日运抵杭州，重归西湖孤山藏书楼。当时教育部曾打算把这套书划归南京中央图书馆，浙籍人士以张宗祥为首坚决反对，理由之一就是当年补抄之时用的全是浙江省籍人士的捐款。这其中，也有在沪在杭绍兴绅商的一份在内。
　　如今文渊阁、文津阁本《四库全书》都已影印出版，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也在2015年由杭州出版社完成。煌煌巨著，化身多部，传承后世，嘉惠士林，功莫大焉。影印出版文澜阁《四库全书》累计投资4300余万元，其中3000万元由浙江绿城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出资，而绿城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宋卫平先生，又正是出生于嵊州的绍兴人！